农村空心化、大城市人口持续增长、黑龙江连续多年人口净流出……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造成这一轮人口迁徙的原因是什么？人口流动提速，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该如何引导人口有序、良性流动？如何确保这一过程中民生改善不打折扣？——编者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到他乡落地生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较之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人口净流入地区有14个，净流出地区17个，人口流失数量超过200万的省份已超过10个，省际人口流动呈加速态势。人口流失数量最多的安徽省，已有962.3万人在其他省生活或工作，占到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1.2%。东北三省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三省总和持续多年人口净流出，并且生育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为什么选择离开？这些地方还能留得住人吗？

　　78岁的老程是河南省潢川县的农民。小暑这天，儿子、儿媳去忙活大田，他和老伴拾掇菜园。篱笆边，刚学会走路的重孙女用塑料铲子挖着泥巴。

　　这个曾有20多口人的大家族，如今只剩5个人守着三处院落。“等俺老两口不在了，儿子、媳妇就带着小妮儿进城去。”老程说，村里原本有近百户人家，现在房子空了一多半。“都打工去了，种地挣得太少。”

　　这是当下我国城乡间人口流动加速的一个缩影。2004年，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预估当年全国外出务工农民约为1亿人，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外出务工农民已达1.68亿人。随着户籍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曾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们，选择把巢和希望留在城里。

　　除了农民进城，还有另一条迁徙线路在悄然改变各省际间人口分布的格局——受教育程度较高人群跨省流动在提速。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浙江省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6.1%，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分别比“五普”时提高了3.3%和2.7%。而同样这10年间，黑龙江净流出人口增加了2.6倍，达204.8万人，其中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是很活跃的群体。

　　收入差距，成为吸引高学历年轻人南下的重要原因。数据显示， 2012年，黑龙江省社平工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843元，广东省已达5313元。

　　刘中博去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远赴广州一所中学任教。“近年来生源减少，东北地区教师行业已经饱和。即使不从教，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福利待遇低，创业创新的氛围不及南方浓厚。”

　　“收入只是一方面，年轻人更看重南下能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今年毕业的冯广源在东北上了8年学，博士毕业后却奔向成都一家公益机构。

　　“求职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事业单位的招聘在考试前就内定了。我的同学大部分都去了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其实有些工作收入挺低的，只是机会公平，让人感觉未来是有奔头的。”他说。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人为提高生活质量迁居，成为当前人口流动的另一特色。

　　近年来，南下过冬的东北老人群体在不断扩大。“空气好、景色好，打车、吃饭，到处是老乡。”去年从黑龙江省一家事业单位退休的徐老先生第一次到三亚旅游，就萌生了来此养老的念头。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在三亚养老的哈尔滨老人近20万人。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说白了就是‘人往高处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区。” 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罗丹丹根据多年跟踪调查结果指出，东三省人口流出近年来呈现加速态势，已成为净人口流出地，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研究员张展新指出，人口流动提速是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的体现，对此应持积极态度。

　　“从‘普六’人口迁移的数据看，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1亿人。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地区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这种趋势反映了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格局是协调一致的。人口迁移既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其劳动力需求，也提高了人口流出地区的收入水平。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面，能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把人从‘户籍枷锁’中解放出来，促进公民平等、社会相融，具有积极意义。”张展新说。

　　“不过，人口流动加速，对流出地、流入地也是巨大的挑战。”张展新认为，流出地会丧失劳动力优势，而流入地则面临环境承载压力。

　　作为齐齐哈尔“七大厂”之一，第一机床厂曾有辉煌的过往。“现在不管老少都走了。”老员工王春福（化名）说，眼下七大厂都深陷发展困境。“大学生不愿来，有点本事的老员工也被南方的企业挖走了，走时都拖家带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将来企业发展和养老保障都是难事儿。”

　　齐齐哈尔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净迁出37779人，2013年这一数字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趋势。

　　被年轻一代“抛弃”的农村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河南农民老程很想念儿子孙子们，可他不希望孩子们经常回村探亲。“养殖场把村里熏得待不住人，河水、井水都臭。有点能耐的人都进城打工、做买卖去了，现在的摊子谁来管呢？”

　　专家指出，未来十几年，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动，农村空心化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将更加明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既缺少较高素质的村干部，也缺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新型农民作保障。

　　走的人也不轻松，怀揣憧憬希望，也有许多难处和牵挂。

　　小陈在北京打工快10年了，在一家五星级大饭店做厨师，他的孩子快两岁了。他最大的愿望是快点攒够钱，回安徽老家县城开个小饭馆。“物价贵、买不起房，这些都能克服，就差一件事儿——落不下户口，孩子就算能上打工子弟小学，也很难上中学。”

　　冯亚飞是黑龙江省勃利县人，五年前他带着家人去山东日照经商。“开过烧烤店，摆过水果摊，如今已买房子落户，可没啥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孤单得想掉眼泪。”

　　“乡愁是一种寻觅。寻觅什么？经济上的安全感，心理上的归属感。”罗丹丹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重土难迁。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都是战乱使然。即使在和平时期，对第一代“移民”而言，要面对经济、心理上的多重压力，摆脱孤独感甚至不安全感，都需要较长时间。“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城中，人口加速流动不可避免，乡愁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罗丹丹说。”

　　“衡量一个地区人口生存条件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承载力，用公式表示就是：人口经济压力指数=人口数量×全国人均国民收入/地区国民收入总额。如果这一指数大于1，说明经济承载力不足。”罗丹丹说，2000年，黑龙江省人口经济压力指数为0.97，而到了2010年，这一指数达到了1.1。理论上，东三省人口净流出是经济发展降速的必然结果。

　　人口的外流是否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进一步的影响，从而导致“经济下滑——人口外流——经济进一步减速”的恶性循环呢？

　　“经济压力会造成人口外流，但并不是说人口流出就会形成衰落趋势并且持续下去。”张展新认为，当一个地区环境承载力有限的时候，投资就会面临边际收益递减。“下降到一定点位，企业不得不另找地方，相应的人员流动也会伴随发生。人口流出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源的市场价值将重新得到体现。”

　　贾洪涛1993年从黑龙江省绥化老家到山东龙口打工，后来在两地之间倒腾粮食和水果。1995年，他的物流生意已经辐射到海南海口等地。2008年他回乡创业时，永兴村是一个负债20多万元、没几个壮劳力的“空壳村”，他带领村民相继成立了水稻、烤烟、瓜菜、农机等合作社。“村子富了，人都回来了。本村劳力不够用，我们还外聘了1000多人。”

　　“富的地方有拉力，穷的地方有推力。”张展新认为，要实现人口流动向着有序和良性的方向发展，一定要改变经济发展的环境、打造自身的优势产业。黑龙江等省改变人口流出现状，还是要依靠发展留人。“有产业就有税收，有税收就有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的保障和福利，自然会把高素质人口吸引进来。”

　　“在引导人口流动方面，政策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美艳认为，目前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要使人口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与人口承载步入良性循环。

　　“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区域之间，在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平衡之前，要通过政策安排，确保迁居者的民生福祉。”张展新认为，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还没有做到钱跟着人走，应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财政平衡关系。“这是实现人口流动过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条件。”（本报记者　袁泉）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