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想做什么事情，距离几乎不是问题。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名家书画展，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你，可以早起坐高铁去趟北京，在领略一番艺术带来的精神享受后，买张返程票，还不耽误晚上的同学聚会。午餐还可在车上解决，上车后下单，动车在途中停留的时候就会有一份便宜又实惠的热乎乎的外卖送到你手里。抬起腿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就变得这么任性！

　　现代人之所以能这么“任性”，得益于海陆空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这其中铁路的准时、安全及强大运能，更受人们青睐。美国著名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在其文化史长卷《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中，就曾用非常小的篇幅，介绍过火车给生活带来的巨变。巴尔赞谈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人，从早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到后来的择地而居，种植粮食，豢养牲畜，过得也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的定居生活，只是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才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范围，它“将人类连根拔起，使之重新得以浪迹天涯”，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改变。

　　在火车刚刚进入人们的生活时，因为从没见过高速（最初火车时速20—25公里，现在看来简直是龟速）行驶中的庞然大物，所以对它给人们带来的危险几乎没有认知。在1830年9月15日，由英国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首发火车上，却因这种判断的不足，酿成了历史上第一宗铁路事故。当这列火车在半路上停下来给火车头加水时，乘坐该车的贸易局局长威廉·哈斯金森，就站在威灵顿公爵敞开的包厢门旁与人交谈，这时，正好有另一列火车沿另一条铁轨缓慢驶过。当有人高喊示意他“进去”时，哈斯金森不知所措，慌乱中绕过车厢门时被那辆行进中的火车头撞倒在地，不治身亡。这宗事故意义非凡，因为“从那时起，人在面对运动中的物体时不得不增加警觉，加强条件反射。人的神经系统不断在进行调整。各种各样新的视觉和听觉警报命令人体停下来或朝着安全方向行动。除了为保证生存之外，日常生活还需要人接收种种不断增加的灯光、鸣响、喇叭声和永不停歇的铃声，并对其作出反应。”

　　可以设想，在没有火车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很“慢”的时代里，连反应都是“慢”的，而火车发明后带来的人为风险，使“慢时代”积累的生活经验不敷使用。要减少这一创造物造成的侵害，人类就需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在“制造”难题后，又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不断进化和升华，这或许是科技对人类自身的一种反哺吧。

　　火车的发明，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它需要有制造蒸汽机的工人，得有人将发动机安装上车，车轮、铁轨、路基的修筑都离不开人。列车的安全运行要靠信号系统的指挥，此时又恰好发明了电报及电码。另外还需要站长、信号员、巡道工、扳道工和检票员。同时，铁路的运营还需要一批管理者，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当乘客在车站或车厢里遭受侵害时，纠纷的解决又为律师拓展了业务。当火车在铁轨上运行时，它串联起的是不计其数的行业和职业。

　　火车票在1838年闯入人们的生活，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身份证、戏票、旅馆房间钥匙和信用卡等，则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火车衍生品，则是我们的标准时间。巴尔赞说，在没有铁路和全球旅行之前，每一个城镇乡村都有自己的计时办法，基本上是根据太阳正当空就是正午的规律推算出来的。对此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陌生，在农耕时代，时间的准确性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辰”是个大约摸的说法，“午夜时分”或“午时三刻”并不精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中国人性格中有一条不可饶恕的缺陷是“不守时”，其实不是中国人不守时，而是似乎没什么重要的事是非得按时“刻”完成不可的。而巴尔赞在解释标准时间产生的原因时说道，“这种时间多元化的现象是同铁路时间表格格不入的。必须为辽阔的地域硬性规定一个时间，这是沿着一条经线制定而成，对所有其他地方来说都是虚构的、非自然的时间。”如今我们已普遍接受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因为这是“赶火车”所必须的！试想想，在高铁时代，晚那么一两分钟，车门就会在你面前徐徐关上，那种无奈和懊恼，相信误过火车的人都深有体会。

　　自第一列蒸汽机车开始行驶到如今高铁，其版本升级换代已不知凡几，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变。正像满清时期守旧派认为铁路的兴建可能会导致众多苦力、车夫和船夫的失业一样，如今的人也担心高铁的发展可能会挤占其他行业的就业。其实，在日新月异的今天，铁路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兴行业和职业也是无可限量的，别的不说，给旅客送外卖的“小哥”，与开发网络订票选座软件的人，不就是铁路新版本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嘛！铁路延伸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生机，这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事实。（马建红 法学博士）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7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