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和揶揄当有底线，如果崇高和渺小没有了界限，精神美德都被颠覆和打倒，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谐星”贾玲本想恶搞花木兰博得眼球，没想却接到花木兰故里一个名曰中国花木兰文化研究机构扔来的“板砖”，抗议她将至忠至孝、大智大勇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恶搞成贪婪呆傻、猥琐丑陋、贪生怕死的“傻大妞”。

　　的确，从来没有人像贾玲这么演花木兰，尤其是她吃烧鸡的样子和流着鼻血看肌肉男的表情，俨然一个兵痞和女色鬼，与千百年来花木兰在国人心中的孝女烈女形象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历朝历代，以南北朝叙事诗《木兰辞》为底本的花木兰形象一直是人们心中绝对的“正典”。无论是当年梅兰芳扮演的戏曲《花木兰》、赵薇出演的电影《花木兰》、还是国母彭丽媛演绎的歌剧《木兰诗篇》，抑或上百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创作，无一不以仰望和讴歌的姿态，将花木兰塑造为刚烈节义、骁勇善战的女英雄形象。不仅如此，“木兰传说”还被文化部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兰诗》也被列入中小学课本，被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诵颂。不料此番贾玲的颠覆性出场，却将这个“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的巾帼英雄打入了另册。

　　对此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变异后的传统文化适时取悦于今天的观众，不失为一种价值的延续，社会当有容忍的雅量，经得起时代的戏谑与嘲弄。再说这些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和名人轶事早已深入人心，岂是小小一个恶搞所能颠覆？不必上纲上线动辄扣上数典忘祖的大帽子。可是，娱乐和揶揄当有底线，如果崇高和渺小没有了界限，严肃的内容都拿来消遣搞笑，受人尊重的伦理规范沦为解构的对象，神圣、崇高的精神美德都被颠覆和打倒，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为后世所铭记、敬仰的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将被扭曲，支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信仰和精神记忆将被扭曲。

　　从另一角度看，恶搞花木兰也是功利时代价值观扭曲的表现。从小品花木兰被迫从军而被披上“吃亏是福”的时尚外衣看，一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主流价值观正在功利和娱乐的攻势下悄然移位和变形。如谭嗣同喋血菜市口舍生取义变成了愚蠢的行为，白毛女应该抛弃爱情嫁给有钱有势的黄世仁，花木兰替父从军勇猛杀敌变成了侥幸和吃亏等等。在犬儒文化和恶搞文化的支配和主导下，不择手段、见利忘义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的骨髓，舍生取义、情义无价这些宝贵的品质在嘲笑声中荡然无存。长此以往，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传统文化的精神瑰宝将无迹可寻，国人的价值认知和是非判断将在世俗的倾轧中逐渐演变和模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说，恶搞花木兰不能轻描淡写以一句“它的本质是喜剧”而搪塞过去。细数一下，这些年拿历史文化开涮的个案还少吗？从戏说乾隆、水煮三国、杜甫很忙，到李白成古惑仔、孔子穿西装打领带，甚至到恶搞革命先烈邱少云、黄继光等，曲解历史、戏谑文化名人的现象层出不穷，观众从中享受着这种恶作剧所带来的“快感”，在形态扭曲的肤浅文化中寻找着发泄的出口。希特勒有句名言：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瓦解它的文化。此言并非耸人听闻。早在70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和炮火就对准了我们的南开大学、清华北大这些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和学人，致使大批优秀卓越的知识精英被迫流亡到我国西南边陲，他们在抗日烽火中南渡求存坚持科研教学两不误，为民族复兴保存了至关重要的一批文化种子。同样，花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以女儿之身扬须眉大气，成就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本色。这些文化圣贤和巨擘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价值尺度和精神寄托，容不得那些悬浮在生活表层的浮世拜物教们的轻慢和亵渎。

　　我们是时候要检省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和无厘头文化，让娱乐适当节制和归位，不能再让这种瓦解国人内在信念、解构人类价值存在的“精神烟草”恣意弥漫了。（赵凤兰）

　　（来源：《经济日报》2015年07月19日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