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勿被名势情物所累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子（约公元前 369年 -公元前286年），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
      继老子之后，开创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著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请看著名作家王充闾解读庄子（上）。
      首倡人的自由解放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超前，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薒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无不涉猎；且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作为一个地道的平民思想家，他富有人情味，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增加几分亲切感。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蛇、鱼、鸟，都是我们眼熟的；至于栖居于邈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
      庄子生活在战国的中后期，那是一个极端动荡不宁的乱世。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
      庄子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无意践行儒家“修齐治平”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那些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的隐士。对于那种逃遁身心、麻醉精神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则嗤之以鼻。
      庄子是人类思想史上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他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这一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他在封建统治面前，不肯屈身作吏， 颜事人；放弃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期求；所追求的只是真正的自由、自主。他曾以一只全靠自力、无恃无待的草泽里的野雉作喻：走十步才啄到一口食物，走百步才能饮到一口水，尽管生计艰难，但也绝不冀求被豢养在笼子里。
      庄子开辟了一个自由放达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他心目中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他反对“人为物役”、“心为形役”，超然物外、潇洒出尘的风标，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为后世文人所追逐景仰。在这方面，他不仅超越于先秦诸子，填补了先秦思想的空白，且为后世文人营造了一块淡泊名利、消减物欲、确保心灵自由的精神土壤。
      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
      庄子的思想、学问、功力，主要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陶冶、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 《庄子》一书中多处揭示了人生的有限性，从根本上阐明戒除贪欲，知足知止的道理。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不会时时、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控制、不取，从而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可世上的常情却与此相反：“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为此，《庄子》沉痛地指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
      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患得患失，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这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在庄子看来，社会的昏暗使人丧失了 “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
      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
      《庄子》一书是艰难时势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的生命智慧。庄子无意逃避现实，但也不取凌厉进击、战胜攻取的强者姿态，唯以坚守本性、维护自由为无上律令。他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在乱世、浊世、衰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生命体验。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颠踬磨难而豁然开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从《庄子》那些警策的教示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它使许多身处困境的人群从中悟解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从而在逍遥畅游中卸去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
      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表述，可说是起到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专门诊疗心灵上的病痛。难怪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要说，“道家文化很像药店”，“身体健康时，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儒家文化是“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就此，可以悟解宋代诗人李洪说的“《南华》（《庄子》）一卷是医王”的道理。
      在旧时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主动毁灭自己，而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为此，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庄子》。
      《庄子》中的人生智慧集中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完身养生”上。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哲学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庄子看来，德的失真是由于求名声，智的外露是在于争辩是非；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王充闾）
      （来源：《辽宁日报》2015年6月22日A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