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细究党史，会发现有很多疑问有待挖掘。比如，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为何距离六大间隔了整整17年？等等。历史的谜团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党建读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把揭开谜底的钥匙。

　　这本书告诉我们，早在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就把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可为什么“最不可延迟的任务”变成间隔最久的会议了？一方面，随着五次“反围剿”及长征的进行，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抗战的全面爆发又一次延迟了七大。193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进行准备工作”，部分地区选举了七大代表。1940年，甚至部分代表已经抵达延安。但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使得七大日程再次延迟。直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准备，之后才召开了中共七大会议。

　　原定的七大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让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交流和讨论。一开50天的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的作者李颖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的撰写，长期跟踪研究党代会历史。她曾经在文章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5月，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长子、时年31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延安，他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深沟壮烈牺牲。“为了开党代会，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同于叙述党史教科书式的严谨或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本书中，李颖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方式：篇章全部采用问题的形式，共设计了109个问题。这使原本略显严肃的学术命题立刻脱掉了“阳春白雪”，引发普通读者的兴趣。例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八大党章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凡此种种，使学术问题通俗化、学理研究大众化，增加了可读性。

　　这一个个问题如炮弹一样打出，直击读者内心的各种疑窦。此外，通过重重问题的设置，使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在增加文字通俗性的同时，文章的学理价值并没有丝毫减色。

　　如果说党史研究容易陷入大量历史材料的堆砌和历史沉渣的筛炼，那么最新史料的挖掘和最新研究成果的运用，则成为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对于中共六大的叙述，其中一个部分就采用了中央档案馆在2015年编选文献中的新发现，即在1928年六大会议期间使用的“中共六大会场规则”的原始文本。分“会场秩序”和“议事细则”两个部分，共列15项要求。议事细则规定得也特别详细。如“对于讨论之发言每人至多三次”，对于政治报告的讨论发言，要求第一次至多40分钟，第二次15分钟，第三次5分钟。同时指明：“发言时如涉及讨论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诸如此类的要求，保证了大会的高效进行。

　　单就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纵横结合。纵向上说，全书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历次党代会的顺时演进。这根主线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几条纵向的支线。一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如监察制度的从无到有，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逐渐加强；二是党的基本理论体系如何通过党代会不断充实和完善，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再到“市场经济”表述的正式确立等。

　　横向上说，本书将历次党代会放到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叙述，既包括党代会召开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也包括其所处的社会和阶级基础，这样一来，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层次分明而时代感厚重。如中共五大之后，翌年即召开中共六大，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以及中共中央自身的改组等重大事件的出现；而中共七大到八大之间之所以间隔11年，与党和国家经历了国家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两个重大变革有直接关系。

　　由此，历史纵向发展与时代横截面的结合，形成了对历次党代会叙事的点面相扣和纵横共振，奏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仁人志士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强音。

　　过去我们往往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视了党代会全会本身在历史中的重大转折作用——它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制度性转折和对时代所起的历史性转折。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制度性转折。如1923年的中共三大专设了“中央局秘书”一职，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具有部分党中央“秘书长”的功能，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签字”，它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通过党内不同职务之功能权界的划分，对党内最高领导权力加以制约的初步探索。

　　又如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即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中共一大纲领和二大相关决议都有对党员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但直到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

　　再如在中央组织制度方面，1982年中共十二大不再设主席和副主席，只设党中央的总书记，并由总书记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如果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同时存在，往往导致其中一个有名无实，而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会产生制度性问题。

　　二是多次党代会所发挥的时代性转折效应。我们知道，中共早期的发展历程，都打上了深刻的共产国际烙印。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也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而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国党或国际组织的指导。中共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召开的党代会，有关党代会的一切重要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主，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思潮更迭，是继续推进市场，还是重新回到计划？人心不定。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指导，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邓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成为有胆魄之人开荒进取的“尚方宝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后来20余年的持续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恩格斯曾言，历史是我们的一切。而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则是党不断自我完善和推动时代发展的一切具象，是中国共产党、国家乃至民族由弱小变强大、历曲折而弥坚的生动画卷。

　　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信念与放弃，皆成为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的一粒粒火星，一闪之后迅疾消逝于灰烬之中，我们怎能不细细察之？！（冉昊：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