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近两期《红医 有一种“长征”终点在沈阳》开始讲述，红医们离开了瑞金，随军踏上充满艰险的长征路。他们不知道远征的终点在哪里，也不可能知道红军卫校最终落户在遥远的沈阳，并变成如今两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中国医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

　　本期《红医 有一种“长征”终点在沈阳》主题是长征路上的“生命延续”。

　　在贵州习水的中国女红军纪念馆前，我们看到了一座名为“浴血天使”的雕像，塑造了一个怀抱襁褓、迎风而立的女红军形象（如图）。这座雕像让我们的思绪在回忆碎片中翩翩起舞。前方是险山恶水，身后是枪声炮声，除了继续前进，没有任何的退路。战争对于女人历来是残酷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历过长征的女红军们。她们还是母亲，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但，有些事情她们不得不做。时至今日，有谁能体会她们眼睁睁看着亲生骨肉在炮火中挣扎的心痛？又有谁能想象孩子被送走时的啼哭无数次将她们从梦中唤醒的负疚？在那样的远方，在那样的处境，她们只能拖着虚弱的身躯在泪水中前行。当过母亲的女红军们大多经历过另外一场战争：理想与愧疚的缠斗。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活下来的女红军纷纷回到老区或长征故地寻找自己寄养的骨肉，但又有几人能成功？对于多数红军母亲来说，渗透骨髓的愧疚可能不死不休。

　　这座雕像也让我们想到了红医，因为那些既冲锋陷阵又抢救生命的特殊医者，是红军后代的接生者，是生命诞生和红军母亲苦难的第一见证者。同样是那样的远方，同样是那样的处境，红医与红军母亲命运相连、生死与共。关于“浴血天使”雕像，官方说法是“体现了女红军博爱的母性与不畏艰难的斗志”。而我们的看法是如此的博爱与斗志同样属于红医。写这篇稿子时，我们最初并不想用“浴血天使”这个标题，总觉得它有些血腥，却找不到它的替代者，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它，是最准确的。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在那个生死未卜的路上，红军母亲就是“浴血天使”，红医就是“浴血天使”。

　　她们和他们，都在用生命诠释生命的意义。

　　原本分散的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简称休养连）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集中到一块，由原红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他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政是红军卫校第四期学员。

　　红九军团22师师长周子昆的爱人曾玉第一个面临分娩。这位1928年参加了湘南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在长征前便怀孕几个月了，她不在“转移”名单上。红军长征后，她偷偷地跟着队伍走，被休养连收留。一天中午，她腹内一阵剧疼，疼得蹲地上站不起来。同行的钱希钧扶住她问：“是不是要生了？”她点点头：“怕是……到了宿营地，烦你替我找点草纸……真不是时候……”连长侯政赶来，叫了一副担架抬她。没走多远，敌人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把担架一扔跑掉了，侯政只好将她扶上马背。此时，羊水已破，血染红了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曾玉疼得骑不住马，姐妹们又把她扶下马。在激烈的枪声中，她捂着肚子，呻吟着，一步步往前挪。忽然，她觉着下身撕裂般疼痛，只觉着一股血冒出来。孩子的头已经出来。情况异常紧急，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赶忙招呼三个女同志，两个抬着已昏过去的曾玉，一个抬着孩子的头，朝临近的一个小村子奔去。

　　血顺着曾玉的裤管流下来，一滴一滴，洒在12月的山路上。

　　在一堆干草上，休养连的军医接生这孩子，是男孩。夜深沉，曾玉紧紧搂着孩子。她清楚，自己只能做一夜母亲，明天凌晨就要出发。

　　出发的号声响了，曾玉从熟睡中的婴儿身旁爬起来，董必武把一张写好的字条压在孩子的身下，拉着她，走出了那间屋子……

　　曾玉泪眼朦胧，回望那个空房子，想着那个身上只有几根稻草的骨肉。走到一条山涧处，她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迷中，曾玉把双臂抱在胸前，就这样紧紧抱着自己的“骨肉”过了老山界。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掉头东进，准备东渡赤水。此时，随休养连行动的贺子珍将经历人生中的第四次分娩。从扎西出发的第五天，阵痛越来越频繁。“那天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她喊肚子疼的时候，敌人正从后面追来，枪声很紧。医生李治决定在路旁的一间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给贺子珍接生。没有锅，没有火，连一盆为母亲和婴儿洗去血污的热水都没有，这大概是人类最原始的接生。”侯政回忆说。生的是个女孩。贺子珍把女儿留在了老乡的草棚子里。数十年后，当地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到，这孩子只活了三个月，因长毒疮夭折。

　　红军到达陕北时，红医李治因过度劳累和营养极度缺乏病倒了。

　　毛泽东立即派医生给这位救人无数的名医治疗。贺子珍带着一篮子鸡蛋看望他，并捎去一张纸条：“李治同志不能死！毛泽东。”李治看着纸条，泪水流下来，说：“请告诉毛主席，李治死不了！我还要给全军将士治病哩。”

　　“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过赤水河时，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要分娩了。

　　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上直打滚。董必武和随军医生孙仪之等人只得把她抬进一座破庙，等待分娩。追兵越来越近，枪声听得一清二楚，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女红军正生孩子，请务必顶住。”董振堂调派一个团的兵力阻击，而接生的孙仪之急得满头大汗……两三个钟头后，孩子才在身边的隆隆炮火中姗姗来迟。

　　阻击的红军撤了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董必武让孙仪之找块破布把孩子包好。他写了一张条子，连同十块银元一起裹在破布里，之后让孙仪之抱孩子出去送人。而陈慧清迷迷糊糊躺在担架上被抬走了，都没来得及看一眼刚出生的孩子……

　　长征时，多数红军后代不得不在出生后被寄养在老乡家里。这可能是在当时恶劣环境下让孩子活下去的唯一办法。连寄养的人家都几乎来不及选择，常常是碰上的第一间有人的房子就是孩子的寄养之地。生下孩子用毛巾或者白布一包，内附一张纸条，似乎成了“长征寄养”的一种模式。而红军卫校的师生孙仪之、李治、张汝光、侯政等陪着红军母亲们渡过了人生最难的关，担负起“性命所托”的重任。廖承志在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本期《沈阳日报·盛京周刊》T2版《开国少将游胜华 白求恩“最满意的外科医生”》写的也是“生命延续”的故事。记者在近期很火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里听到了一句话——“因为见过血淋淋的生，才勇敢面对血淋淋的死”。这句话用在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母亲与红医身上很合适，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见过血淋淋的死，才勇敢面对血淋淋的生。

　　世上最悲苦的人，最知道担当的涵义；世上最隐忍的人，最知道坚持的结局。

　　巧得是，我们正写稿子时同事从微信转来一条信息，是中国医科大学校长闻德亮7月7日在该校201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题目是《筑梦红医新长征》。他寄语离校的学生们：“走在新长征路上，希望你们弘扬‘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长征精神。”这样的寄语是对红医精神的弘扬与传承，也是所有关心红医的人希望看到的。（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伏桂明、周贤忠/文 刘廷彬/摄）

　　（来源：《沈阳日报》2016年07月08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