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图/《华中师大报》

　　2014年4月，章开沅于华中师范大学光荣退休，“无衔一身轻”。从此，这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时空回转到1937年底，中国大陆战火纷飞，年仅11岁的章开沅跟随家人，汇入因战争而被迫逃亡的人流，挤上了西行的轮船。这个怀揣文学梦的懵懂少年未曾想到：几十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开拓者的足迹》

　　少年的梦，文学的梦。

　　上小学时，章开沅就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写作天赋，他的多位国文教师均是来自平津地区高校的爱国青年，常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布置作文多以“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给绥远全体将士致敬书”等为题。

　　其间，章开沅写过一篇《马的故事》，老师十分欣赏，代投到《皖江日报》。

　　文章发表了。家中长辈得知后兴奋异常，觉得章家出了个小作家。章开沅也甚是得意，从此在心底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逃难至川后，章开沅考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求学。学校的办学条件简陋，却不乏“高人”。

　　数十年过去了，章开沅仍然记得那位有着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概的姚述隐老师。他讲《桃花源记》，引得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寻找秘境；他讲马致远，同学们旋即就能进入“枯藤老树昏鸦”的暮景；他讲辛弃疾，大家“何处望神州”的悲情顿时燃起。

　　朱金声老师则极富才华，不但课讲得好，还愿意用心品评学生们写的文章。章开沅曾花力气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朱老师当面品评：文章词汇丰富，遣词造句讲究，但有点唯美，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

　　这样的点拨引导章开沅思考为文之道，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跟辞藻堆砌不能画等号。

　　但是，一心想做文学家的章开沅，却因文“惹祸”。“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高三时，他写了一篇周记，名曰《鸽铃》。

　　鸽铃，就是绑在鸽子腿上的哨子。在周记中，章开沅在简单描写了“蓝天白云，鸽子飞过，铃声缭绕，清脆悦耳”之后，便发出一通鲁迅式的感叹，说这悦耳的鸽铃惊醒了绅士们的梦，他们拿起竹竿，敲锣打鼓地轰赶。但是在蓝天之上，白鸽飞翔如故，铃声也缭绕依旧。

　　《鸽铃》被教导主任看到之后，成为章开沅“思想不纯”的铁证。结果，虽然他成绩优秀，但高中未能毕业，就被九中开除了。

　　之后，章开沅考入一所会计学校，再度被开除，随后在一艘运输船上当水手，后来又在一个仓库当过抄写员。再后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无论遭遇多少艰难困苦，章开沅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文学梦。在川江流浪时，他觉得自己的经历很像高尔基，便认真地观察身边的船夫。在仓库当抄写员时，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到住处，还勤于练笔。即使入伍当兵之后，他也写了一些反映军营生活的小散文，并积极向团刊投稿。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抗战结束后，章开沅退伍了。按照《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青年军，退伍后可以免试上大学，学校由自己选择。

　　于是，章开沅选择了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系。笔者曾经问他：“您不是怀抱文学梦吗？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院？”

　　章开沅笑道：“我那时候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在业余创作就行了。”他还说，鲁迅曾告诫他的儿子：“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入学之后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结果，章开沅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了历史系。后来听说，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较好。

　　就这样，多少有些偶然，章开沅跟历史学连在了一起。

　　毕竟，文史不分家。在认真学习历史学的同时，章开沅继续做着自己的文学梦。他曾一度痴迷印第安文学，而这一兴趣，得到了极为开明的贝德士老师的支持，并想办法帮他办理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借书证。

　　章开沅对印第安文学的迷恋很快激起了层层涟漪。入学后不久，他就加入了一个进步学生社团——爝火团契。社团办了一份墙报，名曰“天南星”，章开沅是主要撰稿人。

　　团契负责人给章开沅取了一个很好的笔名：文封湘——文对章，封对开，湘对沅。他一直记得，当时自己在墙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影响比较大。一篇是时评，《漫话金圆券》；一篇是诗歌，《火车抛锚》。

　　《火车抛锚》是一首很长的政治讽刺诗，格律模仿自一首古老的印第安歌谣《大白翅》。这首诗歌帖出去之后很受欢迎，甚至流传到校外，有音乐系的同学准备为它谱曲。

　　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章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投奔到了解放区。到达许昌之后，听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而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是，他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

　　初建阶段的中原大学，尚未按照正规大学一样分院系，带有培训性质。结业之后，很多人奔赴前线，投身解放战争之中。章开沅也跃跃欲试，一心想上战场。他盘算着，自己有过青年军的经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上战场是有优势的。即使不冲锋陷阵，起码也能做一个雷马克式的战地记者，骑马挎枪，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撰写出高水平的战场报告。

　　但是受训期间，章开沅办过一期引起全校重视的好墙报，校领导看中了他的理论水平。为配合将来办好新型大学，他在结业后被安排留校工作，分到了政治研究室。

　　武汉解放之后，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其后，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建成华中师范学院。

　　章开沅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一辈子。

　　参加工作之初，章开沅结合教学，开展了一些研究，很快崭露头角。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才开始发愿研究辛亥革命。其机缘，可以说也有些偶然。

　　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却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

　　于是，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这颗“卫星”是这样“上天”的：先找历史系领导谈；系领导认可后，向学校领导汇报；学校领导认为不错，马上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由省委宣传部管）；湖北省委宣传部觉得不错，责成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此事。

　　经过紧张筹备，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界的交流比较少，不要说跨地区的，就是跨校的交流都不多。因此，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

　　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老革命家吴玉章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颗“卫星”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章开沅的学术生涯中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辛亥革命史》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

　　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4年，章开沅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一年后离开编辑部时，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友林言椒为他践行。席间，林言椒建议章开沅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的脑海中马上浮现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关于将来要有辛亥革命“大著作”的讲话，于是应承下来。

　　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从事研究，依然要“三结合”，即党支部、工农兵、专业人员相结合才能写作，否则没有“合法性”。

　　“党支部”的问题好解决。当时，华师的领导机构是革委会和临时党委，本校教师能主持编写一套由国家级出版社出面组织的著作，党委书记为此感到高兴，表示将鼎力支持。

　　“工农兵”的问题却有些棘手。不是找不到工农兵，而是此前的经历让章开沅明白，工农兵理论工作者的写作水平往往不尽人意。他们进来了之后该如何开展研究？果然，后来找到了一些工人，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所写的稿子，基本上都不能用，甚至连修改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只好推翻重写。

　　1979年秋，初稿接近完成。这时，章开沅和编写组的另一位学者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邀请，前往大洋彼岸进行学术交流。

　　这次出访让他们后来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国内“文革”肆虐，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却迅速发展，并大大拉开了国内外之间的差距。

　　正是通过这次出访，编写组不仅亲眼看到了差距，而且还初步明确了应从哪些方面尽快缩短差距，同时也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信息及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定稿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准。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书名由宋庆龄亲自题写。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学者誉其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章开沅一面继续在辛亥革命史领域精耕深研，一面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彼时，现代化理论风生水起，他主持编写了一套“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其中有一册，是他自己撰写的《离异与回归》。

　　《离异与回归》从文化的角度，解析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章开沅此时已担任华师校长，政务缠身。这本著作都是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时间（他自称为做学问的“黄金时间”）写出来的。后来，《离异与回归》在国内不断被重版，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不过，在研究教会大学的过程中，章开沅还“偶然”卷入了一桩公案。

　　为了深入研究教会大学史，1988年，章开沅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

　　工作开始不久，章开沅就发现馆内保存着贝德士博士的个人专档。看到自己老师的文献，学生自然有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专门浏览了这些卷宗。

　　出乎意料的是，贝德士的个人专档中，居然保存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

　　原来，南京沦陷之后，贝德士一直留在南京，参与保护中国难民，抗议日军暴行，并亲眼见证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那时，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作“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因此，该会的往来公文以及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日记、文稿、备忘录等，都由他保管。

　　20世纪50年代返美时，贝德士将这批文献带回，成为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藏品。

　　粗粗浏览后，章开沅便认识到，贝德士保留的文献是研究南京大屠杀最宝贵的原始资料。就这样，他又投身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之中，相继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专著。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章开沅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针砭，广为人知。其实，这是他“参与史学”的组成部分。到过武汉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座城市的精神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但是，鲜有人知，这一城市精神的确立，有章开沅的一份功劳。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辛亥革命的首义发生在武汉，那么，首义精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很多人参与了这次讨论，章开沅提出，首义精神，乃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的这一提法，被湖北当局采纳，其后，便有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这掷地有声的八个大字。

　　与“参与史学”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章开沅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在他所从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章开沅的日本朋友田中正俊，在其所撰《战争·科学·人》一书的扉页上印了一首小诗（作者是一个无名的日本学生兵）——

　　“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章开沅对这首小诗特别钟爱，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引用，并在有关讲座中反复提及。

　　这首忧伤的小诗，表现了一个正在走向战场也是走向死亡的日本学生兵，对人类相残的厌恶和对人类能够同欢乐、共悲伤的向往。这正是章开沅所向往的，虽然，他对现实社会有很多不满，但却依然满怀希望，对于人类的未来，也同样乐观。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

　　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

　　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

　　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当被问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没有什么危机时，章开沅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他接着指出，这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

　　章开沅说，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

　　虚即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

　　能虚能静，方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状态。

　　“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章开沅说，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