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传》（赵彤彤著）知道钱锺书伉俪有位挚友，乃李健吾。

　　钱锺书的《围城》问世后，李健吾看了，惊喜地说：“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部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此评价谑称其名，又恰如其分，令钱锺书十分高兴。

　　杨绛的处女剧作《称心如意》是由李健吾等介绍，认识了黄佐临、柯灵等人以后，并在他们鼓动下，为上海职业剧团创作的喜剧。李健吾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里程碑。”1943年春天，《称心如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由黄佐临任导演，李健吾扮演剧中徐朗斋的角色。

　　杨绛本名杨季康，《称心如意》上演之前需要做宣传海报，李健吾就问她的笔名，“季康”两个字读快了就是“绛”，杨绛灵机一动，就以此为笔名。

　　列举三事，无非说明，他们关系非同一般。1954年，李健吾调往京城文学研究所，专事翻译，他们常小聚。“文革”中去干校，一起嘻嘻哈哈无所畏惧。

　　我知道李健吾先生是在大学读书时。

　　教外国文学的朱雯教授讲到古希腊三大悲剧家时告诫，有空定须读读。去图书馆，找到李健吾翻译的埃斯库罗斯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那取材于神话的故事，离今太远，看不懂；但对译者却大感钦佩，原来他不但是翻译家，还是作家和戏剧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从事进步戏剧运动，是上海剧艺社以及苦干剧团的中坚。之后参与筹建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后改名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他是大戏剧家啊！大概亦由此，我开始爱上了戏剧，通读了《莫里哀喜剧六种》等译作，还用不多的零花钱专门看了当时上海青年话剧团李家耀主演阿巴贡的《吝啬鬼》。后来竟与李家耀在沈光炜执导的电视剧《生意场上的女人》中一起合作演出，受其教益。一切看来，大概也是缘分吧！

　　而我和李健吾先生交往的缘分则在语文教材辅导文章的写作中。

　　1982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语文》教科书中新增几篇教材，出版社嘱我写几篇帮助上课用的参考文章。我一眼就看中了《雨中登泰山》。我登过泰山，姚鼐的《登泰山记》课堂讲述多次，谙熟于胸，可雨中登临文章却未见过，不免仔细阅读。读时，对文中有些文句，又不免疑虑。例如，文中“崚嶒”写成“峻嶒”，作者刚登泰山就进入“南天门”等等，共有几处，总觉似有谬误。因求学时受恩师求实考证之说影响，于是忙找《中国名胜词典》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几家转载过此文的，一一查对，发现都是照录，毫无更改。想给李先生写信询问，不免惴惴；然而，执拗之心难改，最后发信求教。

　　几天之后，李先生即回信。原信如下：

　　汪正煜同志：

　　谢谢你的来信。

　　“斗母宫”应是“王母宫”之误。“瑰奇”应做“瑰丽”。第一次的“南天门”应是“一天门”。“峻嶒”应是“崚嶒”。请予付印时一律加以改正。

　　此致

　　敬礼！

　　李健吾

　　1982年6月28日

　　收到回信，喜出望外。于是我又发第二封信，询问泰山各处景点情况，如何体现登山之“雨趣”，以及教学时该如何讲述。因为我所著文主旨为《谈谈“雨中登泰山”的雨趣》。几天后，李先生忙中抽闲，回信：

　　正煜同志：

　　接到来信，催我答复。我因后面书房尚未完工，方才寻找，勉强找到《泰山道里记》一本老书，是乾隆的书，其上有图可寻，唯名称稍有改变。其中南天门确为“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即在其旁。“中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二天门”，可以不改。“南天门”即《道里记》中所谓“三天门”。《记》中通称为“南天门”。《道里记》中“自序”说，“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盖自古亦然。“一天门”书中又称“红门”。我根据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1963年的旧版。此书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因为它要我的散文集。我抄了一份，打算寄往四川人民出版社，因为后者要出我的三本选集。

　　我因杂务多，回信略迟。请谅。如更正，第一次所见之“南天门”请改为“一天门”或古人所谓“红门”。“峻嶒”请改为“崚嶒”即可。

　　有关教学方面的事，你就饶过我吧，手头事甚多，既忙，亦不敢献丑也。

　　此致

　　敬礼！

　　李健吾

　　1982年7月16日

　　接信后，无言以答。为回信，竟翻箱倒柜，查找古书，先生的谦虚求实和学术严谨精神，令人叹服。这两封信在《语文学习》发表后，对我们教学，对今日泰山旅游的查考，甚有辅弼。当时，我也知先生很忙，不多打扰。年底，再去询问，先生已因过度劳累，骤病仙逝……

　　李先生原信，我曾去出版社索还，告知已无法找到。听说现在名人手稿，价格炒高，不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钱财何能及人品？据愚所知，越有本事者，越谦和，品格越高尚。李白诗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11月24日，是先生去世四十周年。借此诗句，以表对李健吾以及钱锺书、杨绛等文坛前辈敬仰之心！（汪正煜）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