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遗址 两件文物 见证北宋“靖康之难”

　　提  要

　　“二帝北狩”是南宋高宗即位册文中创造出来的词汇，用以隐晦地记述北宋末年徽、钦两位皇帝被俘虏，一路北上的历史。伴随北宋都城开封城破、皇帝被掳，还有大批宗庙器物一同被掠并随之北行，散落在东北各处。我省发现多件文物见证了这段历史，同时经过考古调查与研究考证，确认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古城遗址便是曾经羁押两位皇帝的古韩州。

　　宋徽宗、宋钦宗在韩州被羁押两年

　　狩，指帝王视察诸侯所守卫的地方，但是出现于南宋初期的“北狩”一词却被赋予了特定内涵，隐晦地指代北宋末年徽、钦两位皇帝被金王朝俘虏一事。

　　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研究员刘宁告诉记者：“北狩一词见于宋高宗赵构的即位册文，其中有‘金人内侵，二帝北狩’靖康之难以令后世叹息的结局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省很多地区有与北宋两位皇帝“北狩”相关的历史遗迹，铁岭市昌图县八面城古城址便是其中一处。

　　《金史·太宗本纪》记载：天会六年（1128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指徽钦二帝）赴上京……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十月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州。”意思是说，这两位皇帝被金太宗封侯后，迁到韩州羁押。

　　那么金代的韩州在什么地方呢？

　　金代文学家王寂曾在辽东巡行各处，《辽东行部志》是记述他亲身所见地理人情的著作，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其中记有：“癸亥次柳河县，旧韩州也。”书中还详细记载了韩州的来历和迁移。

　　清朝末年的边疆地理学者曹廷杰曾著有《八面城即韩州考》一文，他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物判断，八面城就是金代的韩州。

　　吉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段一平经深入研究认为，辽金时期的韩州有三次迁徙经历，先后共形成了4处州治所在地。20多年间，他在相关地区对辽金时期的城址进行调查研究，基本确认了这4处州治的遗址所在地，其中昌图县八面城城址是韩州城第三次改迁址。

　　韩州本是辽代州城，对于其在辽代迁徙时间目前难以做出更有说服力的判断，但是对于韩州在金代最后一次迁徙的时间，段一平根据《金史·地理志》考证，时间为金天德二年（1150年），在这之前韩州治所在今昌图八面城城址。史料载，宋徽宗和宋钦宗正是在这里被羁押了两年时间。

　　考古调查显示，八面城城址为土筑方城，面积66万平方米。由于城址所在地为当地居民区，城址大部分被夷为平地，调查时发现城的东墙因为上面有一条车马道通过，其墙基幸存下来，另外在东墙与南墙的转角处，有一土筑的台形设施，高约4米，应该是当时城东南角的瞭望设施，出土文物不多。

　　宋徽宗为何忙着制作“大晟乐”

　　“省博收藏珍贵的北宋文物，见证了靖康之难。”刘宁说，“研究馆藏的宋代文物，特别是宋徽宗当政时期的文物，其艺术水平之高超、所承载的历史教训之深刻，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

　　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北宋重要文物——大晟南吕编钟。

　　这只编钟为青铜铸造，全高27.9厘米、厚0.7厘米，以双龙钮悬挂钟体，钟面铸有螭虺纹，属于椭圆筒式编钟。一面铸有“大晟”二字，另一面铸有“南吕编钟”四字，铜质精纯、具有春秋时期编钟的特点，经考证，它是宋徽宗在位时所制新乐——“大晟乐”里的众多编钟之一，承载着宋徽宗粉饰太平的往事。

　　宋徽宗赵佶临朝执政之际，正是北宋王朝“日薄西山”之时，农民起义烽火连绵，女真、西夏外侵的压力日趋深重。徽宗无力改善内忧外患的局面，反而着手改革宫廷礼乐制度，粉饰太平。

　　多部文献曾记载“北宋崇宁三年甲申岁（1104年）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古钟上铸有“宋公成之歌钟”六字。当时官员认为是祥瑞之兆，宋徽宗因此专门设置大晟府制作新乐，并以此六枚古钟为标准，制造新编钟。

　　传统上，乐音根据音高的不同分为“十二律”，黄钟律是基准。但世易时移，至宋代时，黄钟律已无法确定。为此，宋徽宗下诏，博求“知音”之士。经过一番寻访，官员们终于在西蜀找到一位90余岁的老者，名叫魏汉津，自称学过“鼎乐之法”。

　　史料载，魏汉津向徽宗进言，认为黄帝创设黄钟之律，律管长九寸。夏禹效法黄帝，“以身为度”，将左手中指第三节、无名指第三节、小指第三节的长度合为九寸。他请求徽宗将左手这三节的长度赐予臣下，以确定黄钟律的律管长度，再由律管推定容积。先铸造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再铸造高九尺、容九斛的大钟，以为标准器；最后再铸造新乐编钟。这番说法迎合了笃信道教的宋徽宗。于是，负责乐器铸造的机构“铸泻务”按照魏汉津的理论，参照前文提到的宋公成之歌钟，开始铸造一套编钟，次年八月就铸成了，省博物馆藏的大晟南吕编钟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灭顶之灾迅速降临。

　　大晟南吕编钟的钟唇下边雕有“上京都僧录官押”七个小字。上京是金代最初都城，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都僧录”是金王朝各京管理僧寺的专门机构。这一行小字，记录下了靖康之难后，这枚编钟同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走，后来又流落到金上京境内一座寺院的经历。

　　《宋史》这样评价宋徽宗赵佶：“迹徽宗失国之由……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这段话认为宋徽宗不务正业，亲近奸臣，排斥忠臣，最终导致了国破身辱的命运，这个结局跟天命无关。《宋史》作者最后不免感叹：“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如今读来，这段话仍振聋发聩，令人汗颜。

　　历经坎坷的北宋卤簿钟

　　在省博物馆“古代辽宁”的第四展厅，展出北宋另外一口铜钟，此钟通体满铸“卤簿仪仗”纹饰，故名为卤簿钟。其承载的历史更是不寻常。

　　刘宁说：“卤簿钟也是在靖康之难中与两位皇帝一同被掳走的北宋器物。”

　　卤簿钟整体高大，青铜质，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繁复而准确，其高浮雕纹饰的凸起程度，前所罕见。

　　根据钟身上刻的“大清乾隆年造”六字年款，人们可以肯定，这口铜钟最晚在清乾隆年间便已存世。不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这6字是清代加刻上去的。

　　1991年，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对卤簿钟进行了墨拓，工作人员在“大清乾隆年造”6个字迹下面发现了上下各有一个右向的人物影像，这一发现，证明原铸钟面的两个浮雕人物曾被后人铲掉，其痕迹仍然留在字迹下面，为这6个字是清代加刻的鉴定提供了切实的证据。此后，研究人员在卤簿钟的口沿上发现斜刻的一行文字:“右街僧官宛平县仰山院官”及花押，经考证，“右街僧官”是“右街僧录司官”的简写，是金代中央政权设置的专门管理全国各地僧寺的机构。至于这行字中提到的“宛平县”，则是辽朝时的“幽州县”，这一发现将卤簿钟的铸造年代大大提前。

　　由于金代实行严格的铜器检验刻记制度，卤簿钟上的刻记只是反映了它的存在年代，并不能确证其铸造年代。

　　幸运的是，卤簿钟的高浮雕刻画了形象丰富的人物、车马、楼阁、山水画面，帮助人们从多个侧面确认其铸造年代。

　　首先卤簿钟的钟口部分是八波曲造形，专家由此认为，这口铜钟形成于唐宋晚期，开启元明清八波曲钟口的先河。

　　再从钟面浮雕人物的衣着来看，其中雕有两名头戴长脚幞头的捕头，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而卤簿仪仗中的文武官穿戴则具有更为确定的北宋时期特征。

　　有学者注意到铜钟装饰带上那座城门，城楼居中，下开5门，门楼两侧以廊庑与朵楼、两阙相连。据史料记载，北宋汴梁皇宫的正门为宣德楼，政和八年（1118年）根据蔡京主张，按照唐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形制扩建宣德门为5个门道。建筑历史学家傅熹年研究后得出结论：“北宋仅仅在最后9年才在汴梁宫殿中建了一座五个门道的城门，其他时间地点均无可能，所以钟上的门楼形象应是扩建后的宣德门。”这一考证进一步将卤簿钟铸造年代精确到宋徽宗在位的晚期，北宋的重器出现在金燕京附近的寺院，人们自然会把它同靖康之难联系在一起。（辽博供图）（本报记者 郭平）

　　手记

　　一次特殊的融合

　　金朝女真贵族学习儒家文化，是金史研究中一项大课题。省博物馆党委书记、研究员刘宁说：“对于宋金历史，与靖康之难几乎具有同样影响的便是女真人迅速接受中原文化的历史。”

　　有学者梳理女真族学习中原儒家文化的进程，将着眼点投向了靖康之难。

　　《宋史》载，靖康二年（1126年）夏四月庚申日，“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同时“北归”的还有北宋宫廷百余年的珍藏，金兵将这些珍宝装满2050辆大车，悉数掠走。

　　不仅是北宋的珍藏，还有皇室、后宫、太学师生、僧侣、内侍、伶人、乐工、医工、伎女、后苑作、将作监工匠、百工、阴阳官、大晟乐官等数千人。可见女真所掠夺的不仅是物品，更包括了其背后所代表和蕴含的制度、技术及文化。

　　南宋张端义著《贵耳集》记载：“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气，北虏必有赏赉，一赐必有一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中博易……”可见“靖康之难”后，金王朝女真贵族利用掠夺所得，迅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金代历朝皇帝中，金章宗可谓是学习儒家文化最深，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是宋徽宗的头号粉丝，书画兼修，专师徽宗瘦金体，对徽宗的模仿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

　　靖康之难，在客观上为女真人制造了认识、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金王朝也因此开始学习儒家文化，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再一次实现融合。（学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大学）（本报记者 郭平）

　　（来源《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