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风：懂得一支笔的重量

　　年少时，我并未与父亲柳青共同生活。1970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他身边，到1978年父亲溘然离世。这九年，我对他从了解甚少到父女情深，以至于无话不谈。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文学创作。

　　一次，父亲做完雾化治疗，因体力不支躺下，叫我搬个藤椅坐在床边。他从枕下抽出我写的一篇文章，翻了几页后放下，暴起血管的手压在上面，思考片刻对我说：“记得爸常给你讲的写作角度吗？”

　　父亲与我谈写作角度，最早是从《创业史》说起。父亲说，这部小说每一章都力求从一个特定人物的角度出发，有一条主线，其他人物的描写都围绕这个主要人物展开，力避平铺直叙。怎样实现呢？要像照相机一样，镜头就是这个人物的眼睛，“他”观察这个世界，对环境和其他人物做出各种反应，写出的是“他”的立场、感受、心理和情绪，而不是对每一个出场人物的介绍。我说：“做到这一步，是很难的。”他说：“是的，作者由着自己的感受写容易，不过这样写出来的人物千篇一律。只有融入生活，有了亲身体验，才会有不同的表达，笔下的人物才有特点、有变化。”

　　那天，他还是从这个问题谈起。谈到人物形象塑造，父亲告诉我，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要和人物有同样的心理，使用性格化的语言。”他说话一贯很慢且从容细致、恬静深沉。我全神贯注，深感父亲对文学创作的倾情投入，因为这些心得是他多年探索追求的结晶。从十几岁喜欢上文学起，父亲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整整用去十年时间咀嚼创作的要领，体会融入生活的道理，后来为了熟练运用这些手法创作，又历经十年探索。父亲说：“早年教育条件不好，我是从‘齐步走’开始的，拼命钻研文学技巧。”为此，他研究自己每一部作品的不足之处，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

　　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创作态度投入火热生活，俯身聆听和记录大地的脉搏。

　　1951年，父亲参加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此前他深受苏联文学影响，钟爱作家托尔斯泰，也喜欢《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他十分关注苏联农村的建设和变化。看到当地建设的一片繁荣，人民劳动热情高涨，父亲深受鼓舞。内心那个始终不变的想法——创作不负时代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更加强烈了。那时，祖国大地上百业待兴，人们正奋力创造新的生活，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在经济、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里。

　　父亲决心用手中的笔，细致刻画这些变化。1953年，他来到西安郊区的皇甫村，开始了生活和创作的新阶段——写作《创业史》。来到皇甫村前，父亲就脱掉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换上一身农民式的对襟袄，和当地百姓很快接上话，亲近起来。在路边、在场院、在草棚屋里，他用幽默风趣的话语讲述合作化的好处、今后的奋斗目标。互助组的人说：“大道理都会说，可他讲的不让人烦，反而爱听。”时间一长，他往那儿一站，立刻围上一群人。初期，为解决组里的各种问题，吃过晚饭不用催，大家满坐炕头倾听。父亲讲话引用本地实例多，常常笑得人前仰后合。他的深入生活、“极端熟悉人物”，大概就是这样“泡”出来的。

　　父亲对我经常指点，有时批评，偶有表扬。他用手掌上下比划，我便明白其中含义，因为他说过：“我就像拍皮球一样，既不让你失去信心，也不让你蹦得太高。”1970年，父亲让我起草一封信，写完后他大删大改，不客气地说：“差得太远！”刚大学毕业的我，自视很高，眼泪夺眶而出，此后他不再说这样的话。现在想来，正是他的批评，让我懂得世界之博大，生活之丰富，懂得一支笔的重量。（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