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出现过众多的钱币，它们曾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三千年来谁铸币》这本书精选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50枚钱币，巧妙地串联起一个完整又简易的中国货币史。这50枚钱币背后深厚的历史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原来这一枚枚小小钱币里暗藏着兴衰的历史逻辑。

　　盛世的出现必有一种成功的货币作基础

　　海贝作为我国最早的货币，虽然直到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被正式废弃，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已经基本绝迹。替代贝币的是由农具铲、工具刀以及纺轮等手工工具发展演变而来的青铜铸币。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早采用金属铸币的国家。

　　秦朝统一之后，通过半两钱统一了全国币制，确定了统一货币的种类、名称、形制及单位，将战国时期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了圆形方孔式样下，使中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延续使用2000多年直至清末，并影响到周边一些国家及地区，形成了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因此，秦半两钱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汉武帝在秦朝统一货币形制的基础上，又完成了铸币权的最终统一并确立了五铢钱的铸造标准。五铢钱正式流通使用了739年，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久，也是最为成功的一种货币。它充分说明一个盛世的出现必然是要有一种成功的货币作基础的。

　　这一点在开元通宝上得到充分体现。唐朝铸造开元通宝钱，虽然继续保留了五铢钱的重量标准，但是已经摆脱了五铢钱的计重束缚。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命名，而称为“通宝”或是“元宝”，至唐朝中期则进一步发展成为年号通宝钱，并随着年号的变更而铸造相应的年号钱。这标志着我国货币史上称量货币时代的结束，开创了被后世称为“通宝钱”的新的货币体系，并延续使用了1200多年，在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民国初年还铸造了“民国通宝”。

　　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是我国古代币制上的一大进步，它符合货币演进由实物货币到金属称量货币，再到金属铸币，货币的名称由单纯标明重量到逐渐抽象符号化的一般规律，可以被视为我国货币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里程碑。

　　随着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开元通宝在丝绸之路沿线曾经被作为通用货币流通使用，已经具有国际货币的属性。

　　货币从来都不仅仅是交易的媒介

　　对于统治者来讲，货币从来都不仅仅是交易的媒介，而经常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国时期的货币战争。

　　《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虽然重量仅为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结果一下子就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刘备初次尝到了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刘备的通货膨胀政策对东吴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货币被大量地走私到蜀汉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于是，孙权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也就是说，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这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两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

　　东吴的这种做法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最后不得不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

　　而此时北方的曹魏，政府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也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汉和东吴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在货币领域发生的这场不见刀枪的战争，见证了彼此实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王云峰）

　　（来源：《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