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的《烟火》写的是天津，却从一条胡同写起，故事也主要围绕胡同里的人和事展开，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老舍的《四世同堂》。《四世同堂》被认为是“京味小说”的代表作，“京味小说”的名号早已叫响，“津味小说”的说法却少有人提。王松在小说后记里说，他也是因为这部小说才听说这个词儿，还觉得挺新鲜。不过以后如果要追溯“津味小说”的历史，《烟火》会是一部绕不过去的佳作。

　　《烟火》里的“蜡头儿胡同”，原本叫“海山胡同”，一条窄窄的胡同，却能够连着山、接着海，简直可以通达天下，这正是《烟火》所写出的天津城与天津人的宏大气魄。小说讲述的故事的确未曾远离这条胡同，最多不过延伸到租界和武清；但在小说人物的命运背后，却始终映现着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起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事件，不时穿插在市井味道浓郁的胡同故事里，足以让读者明白这座城、这条胡同，终究也是宏大历史的一处小小舞台。这样一种重影般的叙事效果，难免让人想起《四世同堂》：老舍让抗战的硝烟，始终弥漫在小羊圈胡同的上空，而《烟火》所涉及的历史更长，从1840年“白河投书”一直写到21世纪。

　　以一个人、一个家族、一条胡同，乃至一座城市来折射历史的作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稍微有些历史感的长篇小说大都采用了这种我称之为“重影式叙述”的写作技术。在小说中，宏大的历史进程一定需要充沛的生活细节来填充，抽象的历史逻辑必须依靠生动的文学形象来演绎。只是生活细节、文学形象和它们背后的历史与逻辑各自占多大比重、彼此之间又构成怎样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可读性与艺术性，甚至也决定了小说的历史洞察力。

　　《烟火》中，王松始终小心翼翼地控制着笔墨，尽量不让胡同之外的历史风云过多地、过于直接地卷到胡同里来。王松更关心的是如何从这条胡同和这座城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感受历史、与历史发生关系。作为小说家，王松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在于立足“小”，而非妄言“大”，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天津的空间形制、沿革掌故和民风民俗。但是不要误会，《烟火》并不是一座关于天津的纸上博物馆，所有的知识都被他编织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蜡头儿胡同里的住户，大多是手工业者，他们所经营的行当涉及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吃穿住行，他们走街串巷，他们喜怒哀乐，这里面天然就有老天津的日常生活、城市景观与市民性格，也有推动这部小说前进与转折的动力。《烟火》因此不至于像很多重影式小说那样，沦为宏大历史的乏味图解或可怜注脚。王松的关注焦点在历史，但更在天津，他没有把一部小说写成史传，也无意绘制历史图卷，而是要画一张风俗画。但是好的风俗画不正是格外生动的历史图卷吗？

　　了解一部重影式小说的重心与目的，只需要判断台前与幕后的两幅影像哪个是影，哪个是身。以此为据，我们可以更加明确，王松的《烟火》究竟是要为历史作注，还是要为城市写心。很多重影式小说里，情节与人物背后的庞大历史就像是木偶的提线，总是紧紧攫住故事的走向与命运的周折，小说就像一只瑟瑟发抖的兔子，在历史巨兽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在《烟火》里，情况却有所不同。

　　小说通过洋人下令拆天津城墙和“天津教案”等历史事件中，石铁匠、老疙瘩、刘大头等人物的表现，刻画出天津人的嫉恶如仇、家国情怀以及一点就着却又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王松笔下的这类人物和那些在历史巨兽的爪牙下无可如何的小说人物相比，精神格外张扬，力量格外惊人。给人的感觉是，天津这座城和城里的人们在拽着历史往前走，而非任由历史摆布。

　　那么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与天津人的特殊性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似乎可以从主人公来子（牛全来）身上找到答案。老天津的文化涵养了他，使他具有大气稳重的性格，处事干练机敏，是天津人的优秀代表。“狗不理包子铺”的高掌柜曾经琢磨过来子的性格，认为他结合了父亲的迂和母亲的暴，这恰恰分别代表了天津男人和女人的典型性格，两相中和，便让来子既宽仁厚道又绵里藏针。不过这对素来不能和睦共处的夫妻早早离散，对于来子的影响终归有限，倒是借用高掌柜这番互补对冲的理论，可以找到另外两个人，构成来子性格更为重要的来源：其中一个正是高掌柜本人，而另一个则是那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尚先生。

　　高掌柜是买卖人，《烟火》里反复强调，买卖人做生意是白刀子进白刀子出，打开店门迎接八方来客，没有手腕是不行的。但王松并未过多渲染高掌柜的生意手腕，他收留流离失所的小闺女儿，照应失去父母的来子，帮衬街坊邻居的丧事……高掌柜与其说是商人，不如说是地方乡绅。事实上，王松笔下的天津有着中国传统城市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这座城里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转几个弯就认识了，这样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简直令人疑心这不是城市，而是乡村。

　　更重要的人物是尚先生。小说从尚先生搬来胡同讲起，又基本终结于尚先生去世，这位老先生是这条胡同乃至整部小说的定盘星。尚先生出身知识精英阶层，家道中落才搬到这条胡同，靠看相、行医和代写书信为生，进了腊月二十，也会在胡同口儿摆个卖香烛神祃儿的小摊儿。尚先生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中国传统的精英知识是如何下沉并演化成民间的是非观念的过程。千百年来，政府自上而下的教化固然重要，但落魄知识分子隐入民间，却能够更为身体力行地影响邻里风化。因此在这条胡同里，尚先生扮演着评断是非的角色；也因此，尚先生自刻自印的神祃儿，不仅是地方民俗，更是文化传统的象征。

　　理解了《烟火》中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能动性、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它们的由来，我们或许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王松对这部小说和这条胡同命名的用意——“烟火”指向的当然是市井与民间，在王松看来，正是在嘈杂而丰厚的民间市井生活里，才埋藏着这座城市乃至于这个民族最为重要的力量；而人们之所以更愿意管这条胡同叫“蜡头儿胡同”而非“海山胡同”，或许在他们看来，重要的不仅是广阔空间里一时的风云变化，更在于历史与日常生活深处那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丛治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