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资银行人的坚守和梦想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开放的，也有试错的包容性。中资行和外资行之间也会越来越互补，业务层面也会越来越强调合作而不是差异。”

　　自2020年4月1日起，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包括券商、保险、基金、期货、信用评级公司等都可以来中国设立全资公司或收购中国的同类金融机构。

　　那么，从“狼来了”到被戏称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外资行是否有望改变戴着“镣铐跳舞”的局面？

　　从入行初期进入国有大行，到2007年看准机会去外资行从业至今，历任多家头部梯队外资行高管，姗姗（化名）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

　　拥抱开放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是越来越开放的，也有试错的包容性。”姗姗告诉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资行和外资行之间也会越来越互补，业务层面也会越来越强调合作而不是差异。

　　“慢慢地，你可能会发现外资银行越来越不那么端着，越来越接地气。中资银行在管理上也必然会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姗姗称，对于在公司治理中加入一定灵活性等方面，外资行也会向中资行学习。

　　有在华外资银行高管告诉记者，中国市场的重要意义已更加凸显。“疫情后中国的复苏最领先也最明显，这对于外资行获得母行支持进而在中国做更多的投资是有利的。此外，基本可以确定2020年中国的GDP同比将继续保持增长，中国GDP在全世界的占比也将有所提升”。

　　对于疫情对在华外资行“强项”跨境业务带来的影响，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总裁程泽宇曾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根据外资行在进出口贸易融资、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跨境场景布局的情况，虽然面临一定跨境业务经营压力，但在经营收入等数据上未必已经有所反映。“甚至说对于那些已经率先在跨境业务、境内贸易融资双线布局的外资行，有可能2020年依旧在迅猛增长”。

　　对此，记者也从某外资行跨境业务从业人士处证实，尽管2020年公司整体有所裁员，但得益于国内疫情控制和出口增长，在华业务基本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影响。裁员比较多的是零售部门等前台的工作人员。

　　“跨境联动绝对是外资银行的强项。”该人士进一步指出，由于存在后发劣势，在华外资银行多年来在存款、客户资源上的积累不够，但如果在境外依托于母行，可做的事情会多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在跨境联动方面，外资行也可以跟中资行进行合作，借助中资银行在存款、客户、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扩展一些在实际操作上可释放的业务空间，比如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等。

　　人才去留

　　多年来，外资行在华发展不温不火。2007年，部分外资行实现本地法人化后，曾短暂出现从中资行到外资行的人才密集流动。不过，这样的趋势在后面的十余年间并未能持续。

　　对此，姗姗告诉记者，据其观察，在外资银行法人化后，确实有中农工建交等国有大行的部分“业务大拿”看准机会跳槽去到了第一梯队的外资银行，比如汇丰、花旗、渣打等。基本上外资银行来华初期都有吸收中资银行出来的人。

　　出现这样一个趋势的原因主要是2007年外资银行在本地法人化之后相当于拿了一个全牌照。简单理解的话，可以说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的营业范围是完全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同样一个市场，外资行很需要曾在中资银行有一定业务和客户管理经验的人才和相关团队，来多维度助力其启帆远航。

　　不过，这样的人才涌动趋势并未持续。“在2010年以后，特别是2012年至2013年这两年，中资行向外资行人才流动‘退潮’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姗姗称。

　　对于出现“退潮”的原因，姗姗表示，以外资行2007年本地法人化为起点，五年为一个关口的话，在这五年期间，来到外资行的人才很容易发现中资行和外资行所面对的目标市场及客户的差异真的是非常明显，重叠的部分也很小。

　　而注册资本也是外资行进一步扩大客群的制约因素。“这种制约最直观地体现在和一些资金需求量较大的央企、国企合作时，外资行的财务能力无法满足相关需求，比如给到它们很大的授信额度。”姗姗指出，但中农工建交等国有大行就不同，相关授信额度达到100亿至200亿元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因此，曾经中资行的“业务大拿”在来到外资银行以后，可能前两年还在适应外资银行企业文化中同时具有的中方和西方部分，而经过这个适应期，必然也会面临显著的业务尴尬期，很直接的体现就是原来可以在中资行做的那些业务在外资银行做不了，一些交易的复杂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

　　另一方面，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崛起，玩家更多，竞争也更激烈了。

　　困惑待解

　　谈到外资行业务受限，往往体现在存款来源面临约束、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零售业务占比较小等方面。

　　“尽管现在关于客户粘性的营销说的比较多，但其中先入优势依然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外资行已经错失了抢占规模的最佳时机。”姗姗坦言，中资银行的盘子太大了，这是外资行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

　　对于具体业务操作层面，姗姗表示，尽管整体业务体量不大，但大家还是会觉得在外资银行做业务需要百分之二百的守规矩，特别是交易、操作等层面的一些细节。“这也曾使部分跳槽过来的中资行人士经过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判断之后，容易得到中资银行业务好做、外资银行业务不好做的结论”。

　　或者说，跳槽过来的人经过比较会觉得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所做的业务和平台大小都不一样，业务舒适度和被束缚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也是以前，我们为什么经常开玩笑说外资银行是‘戴着镣铐起舞’。”姗姗笑言。

　　对于自己从中资跳槽到外资之后又没有回去的原因，姗姗告诉记者，自己相对较为适应外资行的管理制度和行业文化。另一点，她也坚信中国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开放、公平。

　　“至于外资银行能否和中资银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还需要将二者现有业务规模差异以及监管等现实因素考虑在内。”姗姗表示。

　　“随着外资银行逐渐成长，可以肯定地说已经过了类似捡中资行剩下业务做这样的阶段。”展望未来，姗姗表示，“在保持合作的基础上，外资行也已经可以去切入一些‘比较有料’，但市场上的机构尚且无暇顾及的领域，我们将花更多的人力和时间，给到客户更多的服务方案。”（记者 吴林璞）

　　（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