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3下调至A1，同时将评级展望从“负面”上调至“稳定”。由于这是过去27年来穆迪首次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此吸引了国内外投资者广泛关注。我们需客观看待、科学分析并积极预案抵消评级调降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本次评级调降已有预兆，并且调整也只是从“非常好”到“很好”。2016年3月2日，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改为“负面”，按其操作惯例，在展望被调至负面之后的6至12个月内，通常会正式对被评主体评级做出最终维持或是调整的决定。因此，从技术上看，这次调降实际上是国际评级公司的行业惯例和例行操作，并非毫无预兆、完全突发的事件。同时，在穆迪信用评级级别中，由最高的Aaa级到最低的C级共有3等、9级、21个子级，由Aa3向A1变动，也只是1个子级的变动，属于从“高信用评级”向“中高信用评级”的调整。

　　另一方面，本次调降的依据也没有太多增量信息。近年来，中国债务问题已被反复讨论，近期并没有恶化迹象，反而出现了债务率增速放缓和全社会内部杠杆结构优化的积极变化。另外，穆迪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中长期发展趋势也有所误读和曲解，片面放大了负面因素。

　　一是现有评级体系有失公允且存在滞后性和顺周期性等方法论问题。不可否认，信用评级对于分析主权国家经济金融健康程度或公司偿债能力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评级公司自身毕竟也是盈利主体，同时评级方法也存在高度顺周期、过分看重制度因素、定性分析权重较大等方法论问题。

　　二是对中国政府债务风险上升程度预测过于主观。穆迪报告中预计中国政府直接债务率到2018年和2020年将升至40%和接近45%，与A评级主权政府2016年债务负担的中值（40.7%）一致，而高于Aa评级主权政府的中值（36.7%）。实际上，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财政金融纪律整固，政府举债受到严格控制，未来随着新预算法及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的到位，金融去杠杆和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中国政府债务有望保持合理规模，债务增长势头也将得到有效控制，未来各项中国债务风险指标很难出现穆迪报告中呈现的较大变化。

　　三是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判断不完全符合事实。中国经济基本面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一季度经济增长6.9%，经济运行呈现增速回升、就业扩大、物价稳定、居民收入增加、国际收支改善的良好格局。在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化的同时，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出现大幅提升，呈现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后劲增强、动能壮大、空间拓展等更多积极变化，支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因素进一步增多，经济稳中向好的步伐更加稳健。

　　四是对中国深化改革成效和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的判断过于悲观。本次穆迪调降评级，依旧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陈旧性看法和习惯性看空。但从根本上讲，误读根源在于缺乏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前景。中国正在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将不断取得新进展，改革效果将不断显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将向纵深推进，国企、财税、金融、价格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首批试点稳步实施。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和政策有助于逐步化解发展瓶颈，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对于任何一个日益开放的大型经济体而言，主权信用级别下调产生的影响是综合性、全方位的。尽管本次评级调降对中国债市、股市、汇市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影响极为短暂，市场各方反应也较为平淡，但仍需关注其后续影响。

　　一是可能推高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信用级别最直接、最实际发挥效力之处，是对受评对象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未来在境外发行美元债、欧元债和其他币种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出现一个“台阶式”上扬，增加国际融资成本。

　　二是可能对我国正在加速推进的债市开放造成不利影响。当前中国债市总体规模已接近10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且风险收益匹配合理，对国际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债市国际化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债市可以部分缓解资本流出压力，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支撑，为“一带一路”等提供投融资支持。但中国债市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截至4月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余额约7723亿元，债市占比仅为1.15%，未来进一步拓展债市国际化的空间巨大。而面对本次主权评级调降，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对人民币债券提出更高的风险补偿要求，对债券市场投资者信心产生不利影响。

　　总体而言，对本次穆迪调降中国主权评级一事不宜过度解读。历史经验显示，处于投资级别区间的级差调整，对一国经济的系统性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更重要的是，“穆迪冲击”难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改革工作的既定路径和政策定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将更趋稳定健康。（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2017年0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