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经济一季度数据出现转暖，令人鼓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原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传统动力，或是开始减少，或是接近消失。可以说，“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不仅要调整和创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更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和社会协调性。事实上，经济的这种转型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实体经济既是金融服务的对象，又是金融持续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的转型一定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模式，也就对金融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具体来看，金融转型有以下几点要求：一是要支持创新创业。既然是经济动力转换，社会就需要对这个新动力提供资金助力。二是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通常会带来并购重组的高潮，而此时靠传统的融资方式难以解决并购重组的资金需求。三是帮助企业化解风险。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因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而加剧，如何帮助企业规避损失以及防范和化解“走出去”过程中在海外遇到的一些特殊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既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新时期金融转型的一门“必修课”。

　　之所以特别强调金融要帮助化解海外投资风险，是因为其他国家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到现在都没有走出这个阴影。但是如果现在到日本去看可以发现，日本民众还是生活得挺好的。为什么呢？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日本在快速发展期，在社会保障体制方面有一个丰厚的积累；二是日本大量海外资产的收益支撑了国内居民消费和不少企业的实际投资，有力地应对了老龄化的挑战。实际上，这个海外资产收益有相当大的一块是靠金融投资以及支持绿色发展来实现的。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外汇储备持有国，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是不能在国内使用的，只能到国外去投资、去增值，而中国资产的海外应用能力恰恰是不足的。可以说，海外资产的布局还偏低、收益率也偏低。例如，我们用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其市场的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而在另一个层面，美国国债长期平均利率只有0.69%，如果不考虑汇率因素，我们甚至是亏损的。这种能力上的不适应，不仅不能为实体经济转型提供有效服务，还对金融业自身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金融的本质是社会资金交易的中介，也就是说要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适合、最有效率来运用它们的领域。但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却是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上形成的，具有“大银行主导”“间接融资为主”“偏好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金融机构同质化”“高度依赖国家信用背书”等诸多特征，最终表现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低下。

　　金融转型的重点，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来提高金融供给侧的效率。未来，金融机构首先要转移经营重心，从过去的贵族化转向更加平民化。同时，还要转变发展模式和经营理念、提升自身管理能力，由追求规模扩张向追求效率提升过渡。（张承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5月13日02版）